（廉署官网）（三），廉署的承诺和守则廉署在48小时内对贪污举报作出回应。

试想，在高度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因经济交往密切在逢年过节中赠送礼品、礼券与钱物达到一万元就已入罪。使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感到国家与政府并非高高在上，处于对立的一方。

不仅如此，还可推而广之将上访、群访人员作为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主体一并拿下。《后汉书•崔寔传》记载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这里死刑的种类之多，足以恐吓社会大众。这样，当人们在形成完整的人格状态时，反社会的心理大为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威慑主义的刑罚功能作用巨大。

百姓能熟读背诵则可获得免罪一次的优待处理。而所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则又作为口袋罪可以将任何民营企业家囊括其中。张卓元：中国贫富差距不合理主要是由于权力的腐败。

诚如吴敬琏十年前所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是中国未来改革的主题，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党政权力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不仅产生经济腐败、政治腐败，也产生司法腐败。《财经》：法治存在问题，市场也不可能完善。由于土地产权制度缺陷，市场主体不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日本、德国、美国的私有经济的比重比中国不知道大多少，可是基尼系数比我国低，怎么来解释？建立市场经济就要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不仅使国企改革进展缓慢，反而出现了局部领域国进民退的势头。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党政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并且采取了道德号召、党纪国法惩治等措施加以遏制。两会结束，随着新一届党政领导接任，中国新的政治周期正式开启。所以，在现代国家，对公民行为选择的基本原则是非禁即行非禁即入，只要没有法律的明文禁止，公民有权从事任何自己所属意的活动。所以公民从事任何活动，都要以获得行政批准为前提。

《财经》：过去十年间社会上改革的呼声高涨，不同社会阶层都在呼吁改革，为什么改革却难以取得进展呢？吴敬琏：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社会利益结构也不断地分化、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产生。张卓元：这十年里通过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包括《反垄断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物权法》等，对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一些人会说：现在腐败这么严重，难道不应该通过加强干预来抑制腐败吗？吴敬琏：十年的经历表明，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在当今的中国，如果不能采取果断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来制止权贵对国库和各阶层人民的掠夺，纾缓社会矛盾，某些枭雄式的人物就可能利用这种情势，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深受压榨因而热切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大众，把他们引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歧途，使建设现代中国的进程遭到中断。

这与市场化改革方向渐行渐远。把唱红当政治运动来搞，不惜代价，打黑更是动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运用政治运动方式打击那么多的人，实际上已经是侵犯人权、入人以罪。

司法体制最明显，有些方面甚至倒退。江平：最大的腐败还是权力腐败。

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要义。吴敬琏：这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某些权力部门的存在甚或强化，导致行政垄断未见削弱，反而扩张。到2004年初宣布这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风头一过，行政审批很快就死灰复燃。2003年初，本刊曾邀请经济学家吴敬琏、张卓元和法学家江平三位学者，深入剖析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建设法治国家建言，社会反响热烈。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没有减少，反而加强。

本来，公布的数字本身就有不少猫腻。而在中国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恐怕很难避免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如果以此来认定中国特色道路，以为中国特色就是国家更多地干预，我不赞成。现在，薄熙来问题虽然政治上解决了，但是还没有真正清算这股社会思潮，尤其是需要从体制上去反思，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张卓元：薄熙来事件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

可是近年来越来越强调，人大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甚至法院也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政府应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而非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

张卓元：公权力缺乏有力制约是一个大问题。十年过去，中国告别了上一个政治周期。自由选择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本来是公民天然具有的权利。江平：一个时期以来，司法改革实际上是倒退的。

中国的现实是，私权受到公权侵犯的情况更多。法治建设进展缓慢的症结是什么，如何化解矛盾，未来中国社会转型道路怎样选择？鉴往知今，为此本刊再次邀请三位学者，共同回顾十年间法治市场的进步与局限，探讨改革进路。

要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唯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如果以此来认定中国特色道路，以为中国特色就是国家更多地干预，我不赞成。

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允许新的厂商进入竞争，就会侵犯垄断行业职工，特别是其中中高管理层的既得利益，他们的高于其他行业数倍的收入必然受影响。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政府应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而非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不过，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法治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设想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但是，在人权保障、选举制度，还有新闻、出版、结社自由等公民政治权利的法律方面，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进步。

江平：确实，一些人至今仍然死守着党领导一切的绝对概念。第一，有些法律不健全，如《企业国有资产法》仅仅涵盖国有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企业的非经营性资产、国有的自然资源资产、金融资产等方面都还没有立法。

最大问题是权力没有受到法律制约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利用干预市场活动的机会进行寻租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腐败蔓延开来《财经》：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治理传统中，存在着一种迷信行政力量的倾向，出现社会经济矛盾时，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往往是加强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中国的现实是，私权受到公权侵犯的情况更多。

2000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人受到经济学家关于寻租问题讨论的启发，提出权力不正当运用是腐败的源头，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重要作用。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地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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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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